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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身临利比亚,采访卡扎菲(2)|李竹润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7-05-17 15:53  来源:林赛一家子  浏览次数:722

  当晚在绿色广场采访的外国记者,满打满算不过十多个,应邀前来报道绿色革命20周年的西方记者,绝大多数已经“逃离”这个国家。9月3日,我乘坐希腊航空公司的班机取道雅典返回开罗。作为记者,我去过不少国家,临别时总有些恋恋不舍。唯一的例外是利比亚。飞机在的黎波里机场腾空而起,我在心中默念:永别了,利比亚;永别了,卡扎菲!

  

  没料到,我与利比亚的“缘分”并没有就此打住。1992年2月初的一个下午,我突然接到利比亚驻开罗“人民代表处”(使馆)一位外交官打来的电话,请我吃饭。我满腹狐疑,不过还是如约在万豪大酒店与这自称名叫默罕默德、官衔为一等秘书的人见了面。在饭桌上,默罕默德有意把话题引到“绿色革命”20周年大庆,夸奖我的报道“写得好”,暗示希望我再访利比亚。两个星期后,默罕默德又请我吃饭。谈话内容如前,不过口气似乎更急切。他说,如果我再访利比亚,可以去任何地方,采访任何人。我问道:“你说的‘任何人’是否包括贵国革命领袖卡扎菲?” 默罕默德回答道:“英沙安拉”。 阿拉伯语“英沙安拉”字面意思是“如果安拉(上帝)允许的话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模棱两可,可以是委婉的推脱,也可以理解为“有可能”。

  凭着多年养成的新闻职业敏感,我捉摸,利比亚方面找上门来,可能与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面临的困局有关。洛克比空难发生于1988年12月21日。当日,正在执行法兰克福-伦敦-纽约-底特律飞行任务的泛美航空103号班机,在苏格兰边境小镇洛克比(Lockerbie)上空爆炸,270人罹难。1991年,洛克比空难调查指向利比亚;1992年初,联合国通过决议,对利比亚实行经济制裁,包括冻结利比亚部分海外资产、禁止成员国向利比亚出口武器、往来于利比亚的国际航班全部停飞。在这个时刻利比亚方面向新华社记者主动示好,估计有求于中国。

  1992年4月初,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来到开罗,在中东总分社全体人员会议上传达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。小平同志号召全党、全国解放思想、深化改革,使我热血沸腾。我当场提出,现在利比亚可能有求于中国,应当抓住这个时机,争取独家采访卡扎菲。南振中同志当场批准了我再访利比亚的请求。随后,中东总分社组成了以我为首的记者组,成员为总分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以及突尼斯分社阿拉伯文记者拱振喜。

  4月16日下午,我和唐师曾从开罗出发,约定拱振喜从突尼斯动身,最后在的黎波里中国大使馆汇合。开罗至的黎波里的班机已经停飞,只好乘坐长途汽车。出发前,听说埃及与利比亚边界已经被封闭。如果是这样,我们就偷越国境,进入利比亚后设法雇一辆汽车去的黎波里。这样做当然有风险,最怕被埃及或利比亚边防军发现,遭到枪击。于是我准备了一幅五星红旗,还找了一块白布,请人用大字写上阿拉伯文“中国记者,请勿开枪”的字样,必要时把这国旗、白布分别挂在前胸、后背。次日凌晨,到达边界,才知道两国陆路交通依旧畅通。下午3时左右班车到达终点站班加西,此时去的黎波里的班车早就没有了;我们便登上一辆去的黎波里的黑车。这是一辆顶多承载四五个人的小型面包车,却塞进去十几个人。又经过将近24小时奔波,18日下午,我们终于来到中国驻的黎波里大使馆。次日,拱振喜也到了。

  一路奔波,浑身汗泥,到达使馆后顾不上冲个澡,便去拜会3年前见过面的王厚立大使,汇报我们采访卡扎菲的设想。对于我提出的当前形势下利比亚可能有求于中国的观点,大使表示同意。大使不仅亲自介绍与利比亚和卡扎菲相关的情况,而且与我共同研究采访计划,制定访谈提纲。王厚立大使和使馆同志与利比亚方面积极沟通,终于促成了新华社对卡扎菲的独家采访。

  1992年4月22日上午10时许,使馆接到利比亚外交部电话,要大使和中国记者立即去的黎波里机场。我们心里明白,卡扎菲要接见我们了。此时唐师曾却不知到那里去了,据说是蹭使馆采购员的车出去拍照。大使和他的阿拉伯语翻译小张,连同我和拱振喜,立即驱车前往机场;同时大使指示派车出去满城搜寻唐师曾。我们一行4人在机场等唐师曾,焦急万分的我与大使商定,以12时为限,如果12时前唐师曾仍没到,那就不等了。12点差几分钟,唐师曾赶到机场,我们一行5人立即登上了早就等候在跑道上的专机。登机前,一位利比亚礼宾官员正式宣布:革命领袖卡扎菲阁下将在班加西会见中国大使阁下和中国记者。

  这是一架长十来米的小型公务机,座舱分为前后两部分。大使和翻译小张在前舱就座。两个姑娘已经在机上等候。前舱的那个身材修长,皮肤白皙,身穿高级牛仔服,自称是的黎波里大学地理系学生。后舱有两个沙发床,一个身材粗壮、看来孔武有力的黑人姑娘坐在我们对面的沙发床上,仔细看,她的手指上有伤疤。我要拱振喜问这“黑妞”是干什么的,她回答道:卫兵。终于明白了:这两位是卡扎菲的贴身女保镖。一路上,前舱那位“白妞”滔滔不绝地向大使倾诉利比亚遭到的“冤屈”,一个劲儿赞扬中国,说什么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权,中国应当而且有能力站出来领导第三世界。后舱的“黑妞”则面带温厚的笑容,一言不发。

  一个半小时后,专机在班加西机场降落;两辆奔驰轿车随即把我们一行5人送到一家五星级宾馆吃饭、休息。下午2时半左右,又是这两辆奔驰轿车送我们去见卡扎菲。汽车在班加西郊外转来转去,终于驶上一条笔直的水泥路;前方有个拱门,拱门上的大字表明,这里是“十月三日农场”。仔细看,我发现路旁茂密的橄榄树从中有高射机枪和地空导弹阵地。这“农场”四周环围铁丝网,显然是兵营。我们先后路过两座大门才来到卡扎菲的住处,进入第一座大门前,尽管我们有利比亚官员陪同,几个手持AK-47步枪的便衣壮汉还是无视外交礼仪,要大使下车核对名单。在第二座大门口,又有几个手持AK-47步枪的便衣壮汉拦下我们乘坐的汽车,再次核对名单。汽车又往前开了将近二十分钟,终于来到卡扎菲的住处,刚下车,大使和翻译小张就被请走;同时有人把我们三个记者领进一间摆放着几个椅子的小屋,命令我们不得离开。实际上我们也无法离开 – 门旁的椅子上坐着个壮汉,时刻用警惕的眼光盯着我们。

  一个多小时后,卡扎菲与王大使的会谈结束,该我们采访卡扎菲了。我们三人以及使馆翻译小张被领进一座深绿色的帐篷,这帐篷占地大约30平方米,地上铺着地毯,还摆着几个席梦思床垫,没有任何装饰。卡扎菲坐在门口小桌后面,右手有个老人用小泥炉给他烧茶。我们在席梦思床垫上坐定,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谈话的气氛,我说了几句恭维话:“革命领袖阁下,您是中国人民的朋友,中国人民关心您的健康。您好吗?”卡扎菲感谢我的问候,说他最近做了扁桃腺切除手术,身体已经恢复。唐师曾正要举起相机拍摄,有个人突然闯进来制止。没料到卡扎菲哈哈一笑,挥手对那个人说:“让中国记者随便拍照!”

  这次采访,由我用英语与卡扎菲主谈。围绕洛克比空难以及联合国对利比亚的制裁决议,我先后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6个问题,卡扎菲一一回答。他并不直接否认利比亚与洛克比空难的牵连,也不反对针对利比亚与洛克比空难的牵连展开调查。他说:“利比亚将配合任何调查,只要调查是公平的。”如果确认利比亚公民是犯罪嫌疑人,利比亚主张把他们交给某个阿拉伯国家的法庭、用阿拉伯法律审判。卡扎菲还说只有中国能为第三世界主持公道,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充当第三世界领袖,并且支持利比亚的立场,那么“利比亚拥有的价值3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将由中国任意使用”。

  一个小时后,我们与卡扎菲握别,走出帐篷,立刻被几十个嘻嘻哈哈的姑娘包围。她们都是卡扎菲贴身卫队成员,在专机上陪我们的黑、白两妞也在。我问一个懂英语姑娘:“领袖对你们好吗?”她回答说:“like father”(像父亲)。

  

  返回宾馆吃晚饭,之后还是那架专机把我们送回的黎波里。登机后在后舱沙发床上坐定,便把手提打字机架在双膝上写英文稿,报道卡扎菲对洛克比空难问题的最新表态。回到使馆,已是深夜,赶紧用电传向新华社中东总分社发对外稿,接着写对国内播发的中文稿,最后把卡扎菲对中国的“承诺”写成内参,就这样忙到天亮。

  一个性格独特的理想主义者

  平心而论,卡扎菲给利比亚人民做过不少好事、实事,否则无法解释为何他能够统治这个国家长达42年。在利比亚,我没有发现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,的黎波里、班加西等城市街道宽阔、整洁,住房看上去都很新,使馆同志说,全是政府建设分配给百姓的。“地下大运河”工程,是“绿色革命”20周年宣传的重点之一。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引水工程,用直径4米的管道把600公里外沙漠深处的地下水由南向北引到缺水的地中海沿岸地区。2005年,王厚立大使在《世界新闻报》撰文,指出卡扎菲重视妇女的地位和作用。卡扎菲常说,之所以带着女保镖,把生命安全交给她们,说明信任她们。我在利比亚所见,足以证实王厚立大使的判断。的黎波里大街上到处有持枪女民兵值勤;采访卡扎菲之后,我们应邀参观利比亚女子军事学院,大约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年轻姑娘特地为我们表演了分列式,还演示了双管高炮操作。更难得的是,我们还获准参观了这些女孩子的宿舍。所有这一切,在其他阿拉伯国家根本无法想象。王厚立大使说,卡扎菲每次接见他,都显得很有礼貌,微笑着迎送,这与他在大型集会上声嘶力竭、挥舞拳头抨击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举动判若两人。对此我也有同感。一个小时的谈话中,卡扎菲表现得十分理性,语调平和,用词非常注意分寸。采访结束后,我请他签名留念。他欣然提笔,在我的名片上写了阿拉伯文“向你致敬,卡扎菲”的字样,还幽默地说:“在利比亚,这张名片值100万美元。”

  这次采访,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对卡扎菲的看法。王厚立大使曾经对我说,卡扎菲是个“多面人”,他有疯狂的一面,但归根结底,他是个性格独特的理想主义者。在我看来,他的那些匪夷所思的言行,往往反映他对所谓“世界革命”的追求。如今卡扎菲大势已去,个中原因十分复杂;我认为,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追求自己心目中的“世界革命”,应当是卡扎菲失败的原因之一。(完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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